熊剪梅 刘志华 段星宇
2019年11月01日
为什么全球第一家互联网法院诞生在中国？
熊剪梅 刘志华 段星宇
2019年11月01日
2019年9月9日下午，杭州互联网法院。偌大的立案大厅一派静谧，墙上的浮雕大字“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显得庄严肃穆。没有传统法院的人头攒动，只有一位当事人在向工作人员咨询立案事宜。进入这里，人民网记者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真安静”。
“每天来现场立案的人屈指可数。”杭州互联网法院的工作人员介绍。事实上，现场“静悄悄”的背后是互联网法院“24小时不打烊”的“火热”。起诉、立案、庭审、执行等等，这些工作全部转移到线上进行。曾经耗资劳神的打官司，如今变得如同“网购”一般便捷。
杭州互联网法院成立至今两年有余。作为中国乃至全世界第一家专业互联网法院，它于2017年8月18日正式挂牌。一年后，2018年9月，北京互联网法院、广州互联网法院相继成立。如今，三家互联网法院运转平稳、备受好评，在中国司法改革和网络治理创新的光辉历程中，写下浓重一笔。
作为全球第77个接入国际互联网的国家，中国的互联网之旅起步并不早。那么，全世界第一家互联网法院为什么会诞生在中国？
“从我出门开始，扫码乘车，再到中午叫外卖，下班后的休闲娱乐活动，比如打车、网购、玩游戏、看短视频，简直无时无刻不在互联网上消费。” 在北京建国门上班的小赵告诉人民网记者：“你看，我手机里APP有90多个。”
一分钟内，中国的互联网上在发生什么？接入流量46804G、6.5万条微博被发出、39.6万人登录微信、62.5万部优酷土豆视频被观看、1388辆出租车在滴滴上被呼叫、774个人在淘宝和天猫下单、4166667个百度搜索请求、移动支付金额3.79亿元、网上商品零售1043万元……不论是小赵的互联网消费日常，还是这些令人惊叹的数字，都是中国互联网蓬勃发展的印证。
“移动支付太方便、太轻松了！”在北京体验24小时无现金生存后，CNN记者发出感慨，并将体验视频放上了网络。
“移动支付”是中国互联网的一张靓丽名片。BBC中文网在文章《中国互联网为何能超过西方国家？》中称：“无论是（互联网）服务的普及程度——包括虚拟货币的广泛使用——还是人们使用服务的方式，中国目前都已远远领先西方。”
今年是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25周年，回望来时路，不乏曲折却始终坚定奋进，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变革与创新，逐渐开花结果。
截至2019年8月30日，中国网民已达8.54亿，互联网普惠化成果显著；国家网信办《数字中国建设发展报告（2018年）》显示，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31.3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34.8%，位居全球第二位；移动支付、网约车、共享单车等互联网经济新业态引领世界潮流。
享受互联网发展红利的同时，成长中的烦恼也不断涌现。电商迅猛发展的同时，相关纠纷也井喷式增长，仅杭州法院受理的电子商务案件，就从2013年的600件，跃升至 2016年的10000多件；直播、短视频等传播形式不断出现，新型知识产权纠纷纷至沓来……海量涉网纠纷的出现，令传统法院承受巨大压力。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互联网纠纷越来越多，急需在司法层面有一个专门的法院，有专业的队伍、专业的技术手段去处理。”杭州互联网法院副院长王江桥指出，互联网法院的诞生有着极强的现实需求。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杭州互联网法院的出现，是中国司法主动适应和服务互联网发展大趋势的选择。
“互联网法院的建设，既来自现实社会的需求，同时也意在探索解决现实社会需求。”中国传媒大学政法学院副院长王四新指出，互联网法院能够寻求类型化问题的统一解决方式、解决程序，为网络治理提供范例。
直播时使用了1分10秒的未授权音乐，算不算侵权？北京互联网法院给出了肯定答案。因主播冯提莫在斗鱼平台直播节目中使用未授权歌曲，2018年12月27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公开宣判斗鱼公司赔偿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经济损失2000元及因诉讼支出的合理费用3200元。
这起新型网络著作权案件引发高度关注，庭审直播在网络中引发了1.5亿话题量。“以司法为新兴互联网产业发展保驾护航，绝对不等同于一味纵容。对于乱象，恰恰应当及时纠偏，尽早将其引入正轨。”在北京互联网法院成立一周年新闻发布会上，法官助理朱玥讲述了审理案件感受。
自成立以来，杭州、北京、广州三家互联网法院遇到的棘手案件不胜枚举：比特币是否具有商品属性？微信表情包是否构成版权保护？“图解电影”是否侵权？“暗刷流量”网络服务如何评判？网络侵害人格权的边界如何厘定……互联网法院通过审定一起起典型案件，划定了网络参与者的行为边界。
王江桥指出，典型案例对于提炼网络裁判规则意义重大，“互联网法院一定是在网络治理中，通过大量的个案总结规则，进行司法指引，最终目的是营造一种清朗的互联网环境，引导当事人在互联网领域讲诚信、守规矩。”
用发展的方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互联网法院首先诞生在中国是历史的必然，只有中国具备这样的体制机制背景和优势。”王江桥介绍，美国多年前就曾经研究过设立互联网法院，但始终无法落地，杭州互联网法院的诞生体现了中国司法坚持创新、服务人民的本色，体现了“用发展的方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远见卓识”。
王江桥强调，设立互联网法院的目的，就是要更多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元的司法需求。
作为中国“电子商务之都”，杭州最早面对井喷式电商纠纷的挑战。2015年，杭州部分法院开始试点电子商务网上法庭，积极应对互联网经济发展出现的问题。
2016年，全国政协委员、民进浙江省委副主委赵光育在全国两会期间提交《关于设立中国(杭州)互联网法院的建议》。建议提出：“应设立中国（杭
